導讀

1904年4月30日，任弼時出生在湖南汨羅，是我黨和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并稱為五大書記。

1927年，在“八七”會議上，年僅23歲的任弼時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我黨歷史上最年輕的中央政治局委員。

為了中國革命，為了民族解放事業，任弼時始終恪守著“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的準則，長期抱病工作。

正如葉劍英元帥評價任弼時所說：

“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

然而，就在中國革命終于勝利，人民終于當家做主之時，任弼時卻沒能好好享受這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就因積勞成疾，不幸逝世，終年46歲。只留下光輝革命事跡，供后人瞻仰。

任弼時的這一生，始終貫穿著“三怕”：“怕工作少”、‘“怕用錢多”、“怕麻煩人”，他的心里只裝著革命、國家和人民，唯獨他自己可以為了這些放棄一切。

對于子女的教育，任弼時也十分看重，勤儉持家，低調做人一直是任弼時教育子女的準則。“凡事不能超越制度”是任弼時教育子女的一句“口頭禪”。

積勞成疾，不幸逝世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紅旗招展，人山人海，開國元勛齊聚天安門城樓，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但在城樓上似乎少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任弼時。

為什么在這新中國成立的重要時刻，任弼時卻不在呢？

因為任弼時生病了，且病得很嚴重。

在這之前的1949年3月25日，任弼時隨著中央“進京趕考”，第一站便是在西宛機場閱兵，閱兵后任弼時突然發病，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嚴重許多。

在1928年至1929年的兩年時間里，任弼時兩次被捕，被特務使用電刑，后背上燒出了一個洞，心臟受損嚴重 。而后雖被組織救出，但卻患上了嚴重的高血壓病。

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時陸陸續續因高血壓問題病倒，好在都不是很嚴重，但卻在入京以后，任弼時迎來了革命生涯的終點。

西苑機場發病后，任弼時低壓一百五，心跳速度一百一十以上，相當于躺著的時候，身體已經在承受著人在奔跑時的脈搏強度，這對于身體而言是致命的。

病未好時，任弼時堅持要回到工作崗位上，因為任弼時還要負責籌備4月11日召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全國大會和5月4日召開的全國青年代表大會。在準備期間，任弼時還專門撰寫了一萬兩千字的政治報告，交給毛澤東審閱。

4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朱德出席了會議，毛澤東為大會題詞。次日，任弼時代表中央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這份報告有一萬兩千字，念都要念都要念一兩個小時，對當時身體虛弱的任弼時來說，是難以接受的。

任弼時講完第一部分后，身體出現了反應，頭暈氣喘明顯能看得出來，身邊的同志都為他捏了一把汗。休息的時候，同志建議由別人來替他作報告。最后身體原因實在不允許，任弼時才答應由別人來代他宣讀，但還是堅持要坐在主席臺上，等會議結束。

會后，五位書記還要宴請四野的高級指揮官，為他們南渡長江送行，任弼時仍然決定抱病參加。連醫生都看不下去，勸他趕緊休息。等到所有事情都忙完之后，任弼時才答應請病假。

這次會議之后，任弼時的身體狀況已經刻不容緩了。高血壓引發的動脈硬化、糖尿病、腦供血不足等問題紛紛出現。消息傳到毛澤東耳朵里，當即決定讓任弼時暫時放下所有工作，搬到玉泉山去治療休養。

5月4日，任弼時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推選為名譽主席，北平3萬學生走上街頭，紀念五四運動30周年，然而任弼時的身體狀況卻容不得他參與其中。

5月8日，大會進行到第五天時，任弼時的病情突然惡化，陷入昏迷狀態。得知此事的斯大林立即派遣一支由蘇聯專家組成的醫療專家組遠赴中國，趕往北平，為任弼時做全面身體檢查，檢查后蘇聯醫生給出檢查結果是任弼時腦部血管已經發生系統性病變，另外還伴隨糖尿病，以及腎硬化，心機功能障礙等一系列疾病。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地宣告新中國的成立。

此時，任弼時因為病情的原因，沒能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城樓上，只能在病榻上用收音機收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

11月月底，在蘇聯專家的要求下，任弼時被轉到蘇聯拉維赫療養院治療。在蘇聯養病期間，任弼時的病情得到了顯著的控制。

在醫生的允許下，任弼時已經可以每天工作4個小時，之后逐漸增加到6個小時、8個小時。但醫生的建議還是每天工作不能超過4個小時。

1950年5月，任弼時結束在蘇聯的療養。5月28日，任弼時回到北京，把體檢報告交給了中央保健委員會的傅連璋，傅連璋重新擬定后轉交給了毛主席。

起初回國的一段時間里，任弼時參照醫囑，每天在家里堅持做兩到四個小時的康復訓練。然而，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任弼時再也不能安心在家里休養。心里很是焦急的任弼時，沒有多想，迅速就起草了一份要求恢復工作的報告，將其交由毛主席批示。

起初，毛主席是不同意的，但是毛主席也知道自己這位老朋友的脾氣，最后鑒于種種原因，還是同意了任弼時的請求，允許他恢復工作。但同時也要求任弼時每天工作不超過四小時。

恢復工作后，繁多的工作使任弼時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工作時間壓下來，不久之后身體就出現了不適的反應。九月到十月本是任弼時休養的時間，保健大夫在不停地催促任弼時休養，但被他推到了12月。無可奈何，保健大夫只好依著他。

1950年10月1日，任弼時登上了天安門廣場，與其他四位書記一同檢閱了共和國軍隊，心情很不錯，彌補了去年的遺憾。但僅僅在24天之后，任弼時病情再度惡化。

10月25日凌晨，中央保健委員會的力伯畏突然接到電話，電話是任弼時夫人陳琮英打來的，說今天早晨任弼時情況很不好，這時任弼時還沒有出現非常嚴重的情況，只是出現頭疼無力的情況。

力伯畏趕忙趕到任弼時的家中，起初以為是高血壓的毛病又犯了，但卻發現情況十分嚴重，話都說不出來，便立即打電話給傅連璋。

隨后傅連璋馬上請蘇聯專家和國內的幾位專家前往會診，在家中展開了搶救。但是，任弼時的病情仍然持續惡化，出現中風現象，右半身癱瘓、失語、血壓突破230，脈搏超過100，傅連璋緊急向中央發去了任弼時的病危通知書。

爾后，雖然專家們竭盡全力搶救，但最終還是無力回天，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不幸病逝，享年46歲。

任弼時逝世消息傳來，毛主席、周總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萬分悲痛。任弼時出葬時，毛主席親自扶柩送摯友最后一程，周總理當著晚輩的面失聲痛哭。

一生中有“三怕”

任弼時一生有三怕，“一是怕工作少，二是怕用錢多，三是怕麻煩人。”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三怕”貫穿了任弼時的整個革命生涯。

1947年春，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轉戰陜北，任弼時任中央支隊司令。每到一個駐地，作為司令的任弼時總是親自安排住房，安排首長的警衛，組織物資的供應，還要參與中央的決策。他永遠是最忙的那一個，但他也是身體最差的那一個。

1948年4月23日，任弼時轉戰西柏坡，中央大院東邊的一戶小院里，便是任弼時的臨時住所。由于長期舟車勞頓的原因，任弼時血壓一直下不來，醫生一直勸他多休息。于是任弼時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

每天搬個帆布椅子，坐在院子里的樹蔭下休息，但也沒閑著。坐在椅子上看文件，處理公務。周恩來知道任弼時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專門對政策研究室的負責人廖魯言要求“凡是有關政策的傳觀材料，望及時送弼時同志審閱。”

三大戰役期間，任弼時的身體已經不堪重負，但仍然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晝夜聚在一起，研究戰略部署。淮海戰役時，任弼時長期無法正常休息，血壓飆升到兩百多。盡管醫生三番兩次要求任弼時停止工作，但他堅決拒絕。

醫生退而求其次，要求每天工作不能超過四個小時，任弼時也拗不過醫生的要求，便答應了。但實際上任弼時每天的工作時間，遠超醫生規定的時間。

任弼時在給女兒的信中寫到：“我最近身體又不太好，因為經常開會，血壓又漲了，醫生檢查，可能要休息一段時間。”盡管任弼時信中勸女兒寬心，但醫生告誡不要熬夜時，任弼時總是反駁：“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肩負著革命重任，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

任弼時一生嚴于律己，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革命家風。戰爭時代，任弼時的生活水準與戰士無任何差別，經常以野菜米糠為食。

長征的艱苦讓任弼時更加節儉樸素，在革命年代，他常常布衣草鞋，一件背心，他一穿就是十余年；一條毯子，從長征一直用到去世。

到去世，任弼時都還珍藏著半截皮帶，這半截皮帶也是大有來歷。

當時，長征過草地的時候，任弼時把身上能吃的都給吃了，只剩下一條皮帶，此時他便用小刀把皮帶割成一小截的長條，規定每天每頓只能吃三塊。

直到走出草地，這根皮帶還剩下半截，便被任弼時收藏起來了。

解放戰爭后，任弼時依舊不改初心，在香山居住時，任弼時在房間每個點燈開關之處都會寫著“人走燈滅”的標語，提醒節約用電。就連工作人員進城去辦事，他都要囑咐大家把事情集中起來，走一趟就把事情都辦完，目的就是減少用車，節省汽油。

當時，中央給任弼時配了一輛公車，車是瑞士產的老吉普，已經很久了。建國初期，斯大林送了幾輛“吉姆車”，給新中國中央領導用。任弼時身體不好，原來配給他的車又舊還漏風，行政部門便決定給他配一輛。身邊的工作人員得知消息時，一蹦三尺高，準備立馬去把車子領回來。任弼時卻阻止道：“莫去，我那輛車還能開啊，把車留給更需要的人吧！”

為方便任弼時辦公，中央辦公廳曾打算把一個機關遷走，讓他搬進去住。任弼時知道后很是生氣，對負責此事的同志大發雷霆：“那是一個機關，怎么能為我一個人而牽動一個機關呢！”為了解決此事，任弼時只好將自己的住處放在馬路邊上，目的就是不讓機關遷就他。

這個小院子十分破舊，負責生活的同志又想把房屋重新給弄一下，就連任弼時自己也有些看不下去，于是要求只進行必要的修繕，其他的一律不動。任弼時說：“花錢太多了，現在國家困難，應該把錢花到建設上去。”

任弼時去蘇聯治病時，也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不帶家屬，隨行越少越好，連翻譯都不用；二是要節儉，添置的衣服必須節儉，不能浪費。

除了勤儉持家怕花錢外，怕麻煩人也是任弼時身上的一個重要標簽。1949年5月，任弼時同志在玉泉山休養所養病，一天晚飯后，任弼時在護士和醫生的陪同下，到休養所附近散散步。在一口水塘邊上，有一老漢拿著竹竿蹲著。任弼時以為有人在此垂釣，便湊上去過過癮，但這位老漢卻不是在釣魚，而是在趕鴨子。

見到有人來，老漢有些悶悶不樂，任弼時便問原因。老漢說不知道誰在水塘里放鴨子，偷吃了他家的稻谷，害得他這幾天一直在守著。任弼時看著水里的鴨子，感覺有些不對勁，便問陪同的護士：“這些鴨子哪來的？”

護士見任弼時口氣很嚴肅，一五一十地全說了出來：“炊事員見您血壓高，特意準備的幾只水鴨，水鴨涼性，一可以降血壓，二可以補身體。機關沒地方喂，就只好放在水塘里。”

這下任弼時頓時火大，向老漢賠禮后，趕緊交代警衛員：“趕快把鴨子趕回去關好，莫讓跑出來害人。”

1949年，任弼時和已經分別了22年的妹妹在北京見面。妹妹任培辰想要哥哥幫個忙，給湖南省委寫個條子，幫妹夫找一份工作。

然而，任弼時卻對妹妹說：“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為了私事給省委寫條子，影響不好。”雖然話不多，但也包含了很多道理。不喜歡麻煩人的個性，任弼時始終都在堅持著。

教育家人：“凡事不能超越制度”

任弼時和夫人陳琮英一共誕下九個子女，在艱苦的革命斗爭中，為了中國革命，為了民族解放事業，任弼時夫婦迫不得已只能犧牲親情，犧牲陪伴孩子的時間。

九個子女中，有的寄養在老家，有的放在蘇聯，有的走丟，有的早早夭折。在革命勝利之后，九個子女只剩下了四個。

吃過苦的任弼時，對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視。任弼時次女任遠征回憶父親：“父親嚴慈相濟，家訓甚緊，影響了后面的幾代人”。而任弼時教育子女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凡事都不能超越制度。”這是他給子女們劃下的最后的底線。

1946年，任弼時次女任遠征剛剛十歲，千里迢迢從老家湖南到延安來和父母團聚。那時候剛剛結束抗日戰爭，國民黨又實行封鎖，延安的生活十分艱苦，生活物資都是配給制。

任遠征到延安后，也分到了自己的生活用品。但小家伙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領東西的時候跟著管理員去倉庫里玩。

突然她停在一個紫色封皮的小本子前面，目不轉睛地盯著看。

管理員見她很喜歡，便送了一本給她，任遠征對這個本子愛不釋手。任弼時看見女兒手中的本子，便質問道：“這本子哪來的？”

任遠征有些委屈，有些膽怯地說：“倉庫管理員送的。”

“送回去！”任弼時很是生氣。任遠征只好解釋道：“這是叔叔送的，不是我要的。”

任弼時嚴肅地給女兒講道理：“這是給領導用的，你怎么可以拿？咱們不能搞特殊！”

這是任遠征第一次見父親發如此大的火，只好趕緊把本子送回倉庫。

解放以后，任弼時在家中事無巨細，處處過問，例如菜金是不是超了標準啊，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領的啊。在任弼時的要求下，家中孩子的衣服，要求大人穿完的，改成小的給孩子穿；哥哥姐姐穿完的，要給弟弟妹妹穿，直到破到不能再補了為止。

在生活中，任弼時更是提出“三不準”的規定：不準大聲說話、走路不準有聲音、不準打鬧。

為了革命事業，任弼時只好壓制住孩子們的天性，但這也讓子女們更加懂得了什么是集體，什么是不以自我為中心。

1948年，任弼時全家都到了西柏坡，兩個兒子天生好動，不知道從哪弄了輛自行車。但車漆都掉了，就像給自行車做一件車衣。于是他們兄弟兩學大人的樣子，打了一張白條，找警衛員要了6尺的白布，準備給自行車做一件衣服。

結果衣服還沒開始做，就讓任弼時發現了他們的“小計劃”。頓時任弼時震怒，把兩個兒子叫來身邊，以非常生氣的語氣告訴兩個兒子：“毛主席號召節約每一個銅板，他們還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呢，你們居然敢用公家的布給車做衣服！你們這樣好不好？”兄弟二人聽了父親的話面紅耳赤，當即歸還了白布。

任遠芳回憶父親的時候說：“父親很少講革命的事情，那時候年紀很小，對這些根本不關心，也不會問。”以至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任遠芳都不知道父親是干什么的，在蘇聯生活的時候也沒人問。

在北京時任弼時也從不和子女談及自己的身份，一直到任弼時去世的時候，家里來了好多人。別人給介紹這是劉少奇，這是陳毅，任遠芳才意識到父親可能是一個很大的領導。得知父親是五大書記之一，她更是驚訝地不知道該說什么，呆滯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反應過來。

任弼時一直教育兒女要低調做人。任遠芳在上大學時，就改掉了自己的名字，為的就是不想讓別人認出她是任弼時的女兒。大學畢業之后，任遠芳進了一家工廠工作，而哥哥和姐姐也憑借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工作，全程沒有提及過自己父親的身份。

任弼時干了一輩子的革命，功成名就之時卻不幸離世，一世的清廉沒能給子女留下家產，但想必他那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已經成了后世子女用之不竭的財富了吧！

（來源：奧古說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