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的歷史地位與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張靜如

1999年，我曾為王玉平主編的《西柏坡與新中國》寫過一篇序，提出過兩個觀點。今天我的發言，想就這兩個觀點進一步做點說明。

一、西柏坡時期是近代中國社會的重要轉折點

在近代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就是要徹底改造中國社會，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現代化。中國自1840年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之后，就被拖入了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形成了被動社會現代化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發展極其緩慢，長期處于貧困、落后、挨打、受辱的境地。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第一步，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武裝斗爭為手段，推翻阻礙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使人民當家作主，變被動社會現代化為主動社會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多次轉折期，但都是量變中的部分質變。只有到了西柏坡時期，才構成根本性質變的臨界點。具體說，西柏坡時期，既是被動社會現代化的終點，又是主動社會現代化的起點;既是鄉村包圍城市的終點，又是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起點。

反映這種根本性質變的主要標志，有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通過土地改革激發廣大貧苦農民的革命熱情，支援人民解放戰爭。這對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奪取全國政權、建立新中國起了巨大作用。

第二，轉變觀念，轉變思維方式。這主要是要求共產黨的各級干部學會管理城市，其中特別要學會管理經濟，發展生產力，處理好與各個階級、階層的關系。

第三，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為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準備條件。摧毀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擺脫了帝國主義，中國就可以主動進行社會現代化建設。而其第一步，必須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在政治上，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在經濟上，要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體系;在文化上，要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體系。新民主主義社會是過渡性的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長，最后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

第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轉向主動社會現代化打下良好基礎。在國內，主動社會現代化要依靠廣大共產黨員群體和社會各領域不同群體去完成，否則勢必落空。所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除說到要改善工人和一般民眾的生活，以激發他們的積極性之外，還特別強調要與黨外民主人士保持長期合作關系，把他們看成與共產黨的干部一樣，至于其他國家，只要互相以平等為原則，都可以建立外交關系。

上面幾點是從主要方面說的，次要方面以及一些環節的體現仍需要研究。

二、探索、創新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就是在理論上不斷探索馬克思主義怎樣和中國實際結合的過程。歷經無數艱辛探索，中國共產黨人終于創新出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大成果。正是由于有了這兩大理論體系，才能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取得輝煌成就。所以，就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形成的一種精神來說，探索和創新是這種精神的核心。

為什么說探索和創新也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呢?《西柏坡與新中國》書中概括了西柏坡精神的四個方面，即“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進取精神”，“嚴守紀律、軍民一致的團結精神”，“實事求、立國興邦的創業精神”，“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自律精神”。且不說這樣概括是否準確、合適，可能不同研究者會有不同看法。只說這幾種精神的概括，恰恰都說明是由其核心部分派生的，是保證核心部分取得成效的條件。比如，“進取精神”，共產黨人如果不知進取，消極了甚至萎靡、墮落，就不能取得革命勝利。再如，“創業精神”，共產黨人要改造中國社會，當然要努力創業，不然，就難以成功。但創業與創新并不是一回事，后者在內涵和外延上都大于前者。因此，我認為，講西柏坡精神的核心突出一下探索、創新更好。

不僅如此，說探索、創新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到了西柏坡時期，以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為核心的毛澤東思想，已經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在它的指導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一個嶄新的中國即將來臨。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繼續探索、創新的任務。它包括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指導下探索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道路，以及探索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而后者完全是新的課題，需要創立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新的理論體系。顯然，沒有西柏坡時期提出的艱巨任務，就沒有后來的歷史發展。因此發揚西柏坡精神，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時期中繼續探索、創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以指導中國向更加美好的未來前進。

運用“兩個務必”提升領導藝術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主　任劉峰

毛澤東的政治智慧和領導藝術精彩紛呈，其中，“兩 個務必”尤其值得今人學習和運用。縱觀歷史，務必謙虛謹慎體現著傳統文化的“厚德載物”的柔隱一面，務必艱苦奮斗體現著傳統文化的“自強不息”的剛勁一面。

“兩個務必”與“兩個結合”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之所以在革命勝利的關頭強調“兩個務必”，不僅是奪取新的偉大勝利的需要，而且揭示了領導者成長的特點和領導活動的規律。

毛澤東不僅強調“兩個務必”，而且特別重視“兩個結合”。具體說來，務必謙虛謹慎有利于領導和群眾相結合;務必艱苦奮斗有利于一般與個別相結合。“兩個結合”需要“兩個務必”，而“兩個務必”則有助于“兩個結合”。說得更透徹一點，務必艱苦奮斗是從群眾中“來”，務必謙虛謹慎是到群眾中“去”。“兩個務必”才能“來去自如”，這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高度概括，是毛澤東領導思想的重要方面。

“兩個務必”與“兩件大事”

毛澤東認為，領導工作千頭萬緒，但歸結起來只有“兩件大事”，一是“出主意”決策，二是帶隊伍用人。決策和用人是領導者的職責所在，角色所系。領導用人務必謙虛謹慎，決策執行務必艱苦奮斗。“兩個務必”還與“兩個集中”密不可分。如果說集中兵力和財力是針對“兵”的，是針對群眾的，那么集中能力和精力則是針對“將”的，是針對領導的。領導者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所以必須在一些事上“少為”，甚至“無為”，才能在另一些更重要的事上“多為”，真正“有為”。

“兩個務必”與“兩個權力”

務必謙虛謹慎就要多用軟權力，務必艱苦奮斗更多需要硬權力。“兩個務必”與“兩個權力”也是互為里表、互為因果的。為了應對變化和利用變化，則需要運用“兩個權力”與之配合。毛澤東的政治智慧不僅體現在政權、職權這些“硬”的權力上，而且體現在魄力、魅力等軟權力上。

權力的實質就是影響力。硬權力是指強制性的影響力，它不僅可以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而且可以調動配置各種資源。軟權力是指非強制性的影響力，他只能影響人們的態度和行為，但不能調動配置各種資源。硬權力是外在的，法定的，穩定的;軟權力則是內在的，個人的，變動的。毛澤東剛柔相濟的領導藝術的實質便是硬權力與軟權力適時適度的搭配使用。

從毛澤東的歷史文獻中解讀西柏坡精神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副主任　盧潔

毛澤東在西柏坡只住了短短的300天左右。但在這個小山村,他做了很多銘記史冊的大事：指揮了三大戰役，主持召開九月會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籌劃建立新中國。在這300天的時間，毛澤東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獻。

西柏坡精神是歷史形成的，其內涵非常豐富，而歷史文獻又是承載西柏坡精神的最直接的文獻載體和見證。我想從解讀毛澤東在西柏坡主持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三篇歷史文獻入手，解析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要素及其當代價值。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開幕時，即1949年3月5日所做的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第4卷,題目是《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做的結論的一部分，以《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4卷。毛澤東第三篇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文獻，就是在1996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5卷中整理收入的題為《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這三篇歷史文獻可以說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最重要的基本文獻，集中地反映了西柏坡精神的精髓和核心要素，是西柏坡精神的經典文獻和傳世之作。

第一，在歷史轉變的重大關頭，為推動工作重心轉移，要學會原來不懂的東西的學習精神。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全黨要學會一套新的本領，學會原來不懂的東西，這就是生產和建設的本領。這是對即將執掌政權、成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全新的要求。勇于“學會”、善于“學習”、不斷“學習”的學習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任務，調整工作重心、永葆先進性的法寶，也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這對于我們全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很有現實意義。

第二，對待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態度的科學精神。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報告中，針對王明等人對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具體運用”的定義，毛澤東明確表示“不要做這種定義”，指出“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重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毛澤東還提出干部必讀的12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將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全黨，以高級干部的學習帶動全黨的理論學習，用制度的形式規定下來，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方向。

第三，面對即將成為執政黨，向全黨提出要保持“兩個務必”的精神。面對即將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毛澤東始終提醒全黨，決不要讓勝利沖昏頭腦。他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及時地警告全黨：要預防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提出“兩個務必”的著名論斷，這就是“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濃重的執政危機意識，面向勝利保持“兩個務必”的精神，無疑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要素。

第四，“第一步”和新的歷史起點的精神。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還諄諄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渺小的”，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心胸和眼界。他說：“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第五，對中國興盛的豪情壯志和必勝信念。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描繪了中國未來現代化的宏偉藍圖。毛澤東豪邁地宣告：“我們不但要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要建設一個新世界。”這是即將取得全國的勝利，建立新中國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宣言書，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和對中華民族的興盛充滿信心。

歷史性轉變中的理論創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金民卿

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自己的90華誕。回顧這近90年的歷史,西柏坡時期歷時雖短，地位卻極其重要。這個時 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進程中的重大歷史性轉變，興起了一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高潮，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當代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啟發價值。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進程中的歷史性轉變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從根本上說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在這個進程的不同歷史節點上，中國共產黨總是根據矛盾變化趨勢和時代特征來調整自己的政策策略，實現重大的歷史性轉變。西柏坡時期就是這樣的一個歷史節點。

第一，黨的歷史方位的歷史性轉變：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在長期革命實踐中，黨曾經進行長時間的局部執政實踐。西柏坡時期，中國社會即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黨的歷史方位即將發生根本性轉變，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革命黨轉變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的執政黨。

第二，黨的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變：從農村向城市的轉變。隨著歷史條件變化，黨的工作重心也要發生重大轉變。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占領了一部分重要城市并將很快占領全部城市。城市的重要性日益顯示出來，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

第三，黨的中心任務的歷史性轉變：從革命向建設的轉變。西柏坡時期，歷史開始發生重大轉機。中國革命已經處于全國勝利前夜，國內和平的實現已經曙光初現，和平建設即將成為歷史主題，由此，黨的中心任務也將發生重大的歷史性轉變，從革命轉向建設。

第四，中國革命性質的歷史性轉變：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1949年初，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已基本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已經現實地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轉變的時刻已經到來。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發展史上的新高潮

重大歷史性轉變的客觀實際，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歷史性課題，蘊含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新的理論生長點。中國共產黨人全面分析新的矛盾特點，認真研究和回答重大歷史課題，形成新的理論成果和政策體系，掀起了一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高潮。

第一，積極回應黨的歷史方位轉變，科學回答“執什么樣的政和怎么樣執政”的歷史性課題，初步形成執政黨建設理論和新政權建設理論。

第二，積極回應黨的工作重心轉變，科學回答“怎么樣把工作重心轉向城市”的歷史性課題，初步形成以發展生產為中心、城鄉兼顧協調發展的思路。圍繞這個問題，黨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城市工作理論。

第三，積極回應黨的中心任務轉變，科學回答“怎么樣從革命轉向建設”的歷史性課題，初步形成新中國建設的政策體系，制定了符合實際的經濟和外交政策。

第四，積極回應中國革命性質轉變，初步回答“怎樣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歷史性課題，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圍繞這個問題，黨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的理論觀點，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策略，論述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特殊性。

建設大西柏坡紅色文化的思考

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研究館員 王聚英

對西柏坡精神應當統一思想認識

西柏坡精神的概念提出與研究已有20多年，然而，對西柏坡精神的科學內涵，雖然在主要方面已達成共識，但至今仍未統一思想。我認為，弘揚西柏坡精神，必須對西柏坡精神的科學內涵在理論上有一個統一說法。學術界、理論界、宣傳部門也要形成共識。

我認為，在科學涵義上，西柏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為爭取革命在全國勝利和實現偉大歷史性轉折的實踐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內涵包括：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徹底革命精神;依靠人民、團結統一的民主團結精神;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兩個務必”精神;善于創造、善于建設的學習創新精神。

進一步提高西柏坡的歷史定位

第一，西柏坡是全國性革命圣地。在全國解放戰爭時期，西柏坡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黨全國的革命領導中心，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統帥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為此，我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山村紅都”的定位。

第二，西柏坡在中國革命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周恩來曾指出，“西柏坡是毛主席和黨中央進駐北平，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指揮三大戰役在此，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此。”1949年3月，黨中央從西柏坡移駐北平，“新中國從這里走來”。

第三，西柏坡是西柏坡精神的發祥地。西柏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系列革命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同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延安精神一樣是寶貴的精神財富。

進一步拓寬大西柏坡紅色旅游文化的思路

一是思路要寬，必須轉變觀念。要建設大西柏坡紅色旅游文化區，首要的問題應當拓寬思路，轉變思想觀念。黨中央對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以及紅色旅游非常重視。全國各地都在發展紅色旅游，而且已搞出重大成績。這些對拓寬我們的思路和轉變思想觀念具有重要作用。我們應當深刻理解，吸收借鑒，推動大西柏坡紅色旅游文化的建設。

二是眼界要寬，應當學習與借鑒其他革命紀念館的成功經驗。應該在西柏坡建立西柏坡精神教育學院，以更好地弘揚西柏坡精神，擴大西柏坡在全國的政治影響。

三是內容要寬，要突出西柏坡特色。應繼續擴大紅色旅游內容，同時把紅色旅游、綠色旅游相結合，把古代歷史文化和新開辟的現代旅游景點相結合，更好地增強旅游效果。又如石家莊是解放軍攻克的全國第一個大城市，具備歷史文物、歷史圖片等主客觀條件，可以將建立全國解放戰爭紀念館作為建立大西柏坡紅色旅游區的重要舉措。